一九五五年,肯亞青年-穆博亞二十五歲時,他贏得了一份難得的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的拉斯金學院學習一年,在那裡,他鑽研政治與經濟學,加入了工黨俱樂部和社會黨人俱樂部,還發現了一個由反殖民主義的自由黨派教授組成的圈子。穆博亞此前沒有上過大學,在拉斯金的這一年促使他思考一個問題,即其他的肯亞人是否有機會從國外的高等教育中得到些什麼。 

在穆博亞回到奈洛比後的第二年,他便開始以活動家和工會組織者的身份聲名鵲起。出身少數民族盧奧部落的穆博亞,便因其年輕有為又富有領袖魅力而嶄露頭角,這十年間,人們視之為後殖民時代肯亞的未來領袖以及新一代的政治家。他希望肯亞能夠超越部落隔閡,藉由民主自治和自由經濟的發展而凝聚起來整個國家。 

一九五七年,在肯亞立法會議中的非洲人席位數目上,英國人作出了讓步,二十六歲的穆博亞代表奈洛比選區贏得一席。他既是一個魅力四射的演說家,也是個成績斐然的外交家。還不到三十歲,穆博亞就成了國際上知名的反殖民主義與民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一九六O年三月,《時代》的編輯將穆博亞選為封面人物,奉之為非洲大陸獨立運動的榜樣。 

這場獨立運動的一個重大障礙在於肯亞青年的教育。對於肯亞塔和穆博亞而言,終結殖民主義似乎是容易的,但要讓接受過足夠教育的非洲菁英來統治肯亞,卻難如登天。「在這場民族鬥爭中,有太多次,」穆博亞寫道,「批評者告訴我們說,非洲人還未能為獨立作好準備,因為一旦殖民政權撤走,非洲人當中沒有足夠的醫生、工程師和行政官僚來接管政府機構。這種批評從來都沒被證實過,殖民政權也從來不會為殖民地某一天的獨立而有意教育大眾。這個問題需要肯亞人自己動手解決。」

穆博亞試圖說服英國人拿出一筆獎學金,讓肯亞一些最有企圖心的年輕人出國讀書。他想出了那個把年輕人「空運」到國外大學的主意。他跟一些富有的自由派美國人密切合作,尤其是實業家威廉艾克斯沙因曼,希望能實現這個想法。對美國人而言,空運計劃背後還有一層冷戰動機:如果獨立後非洲國家的年輕菁英能去美國和西歐上大學,這些國家就可能跟西方,而不是蘇聯靠得更近。一九五八年,隨著穆博亞「空運」觀念的提出,肯亞讀大學的黑人當中,有幾百人在非洲學校上學,有七十四人在大不列顛上學,還有七十五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上學。曾經在美國國務院和平隊擔任過教育專家的阿爾伯特西蒙斯估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每三千個孩子當中只有一人上過中學,每八萬四千個孩子中只有一人讀過「任何一類」的大學。當然這就是六萬五千名歐洲殖民者為什麼能如此長久的統治六千萬非洲人的原因。 

但殖民當局拒絕了穆博亞的空運提議,他們告訴穆博亞,他的那個空運計劃就像一場「空難」,其政治意義大於教育意義,而且大多數學生毫無準備,費用也不足,註定要被美國大學開除。 

美國國務院也不想因為援助穆博亞而惹來英國的反感。於是穆博亞來到美國,私下籌措資金。在六個星期的時間裡,他每天在大學校園裡演講六場,希望激發起人們的興趣,說服學校承諾提供獎學金。他收到了成效,有不少學校答應合作,尤其是像塔斯基吉大學,菲蘭德史密斯大學等傳統的黑人大學,以及一些帶有宗教背景的學校。 

穆博亞與他的美國新朋友一起,成立了非裔美國學生基金會,以便籌措更多的資金。一九五九年秋,在基金會與幾十所美國大學的支持下,空運終於開始了。計畫捐贈人已有八千多名(其中包含重量級的人物,當時的參議員-甘迺迪)。 

回到奈洛比後,穆博亞並沒有多少時間來細看學生的申請——每天都有幾百號人排隊在他的門外,請求幫助解決醫療、離婚裁決、嫁妝、土地紛爭等問題。然而,穆博亞還是仔細閱讀了一大堆申請檔案。那麼多的肯亞年輕人在中學裡曾刻苦學習,如今卻做著單調而又卑賤的工作,遠遠低於他們的能力。學生們的申請真摯感人,透著愛國情懷。他們的抱負並不是移民,不是逃離肯亞,而是出國接受教育,然後回國為獨立的肯亞效勞。 

空運持續到一九六三年,這一計畫影響深遠,並且很快擴展到了其他非洲國家。穆博亞的女兒蘇珊說。「非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你需要一個接受過教育並且足夠精通世務的人,把那些不同的世界翻譯給彼此,讓他們相互瞭解。少了這一點,你就會茫然不知所措。空運恰恰為肯亞的未來提供了許許多多那樣的人才。」 

在肯亞尋求獨立的歷史時期,空運是一次標誌性事件。奈洛比大學的一份報告顯示,後殖民政府中百分之七十的高級職務由空運計畫的畢業生擔任。他們當中既有環保主義者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ia),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非洲女性,也有一位抱負滿滿的經濟學家,擁有洪亮悅耳的嗓音和充滿自信的舉止。還有來自維多利亞附近某個村莊裡的盧奧部落,名字叫做巴拉克胡珊歐巴馬(也就是美國總統歐巴馬的父親)

本文節錄自  橋:歐巴馬的生命和崛起》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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