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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臨摹敦煌莫高窟佛像時令人沉醉的難忘時刻
2016-09-10 由 書畫半畝 發表于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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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張大千人物、仕女畫的風格在明、清之間。他的人物畫，主要是仕女畫，其變化、成熟、成功是在他兩次去敦煌，在極艱苦的環境和敦穆凝重的境界下，潛心臨摹、研究了敦煌的偉大輝煌的繪畫，主要是人物畫之後。敦煌之行，意義非凡，下面來欣賞一些精美作品。

張大千第一次到敦煌是在1941年3月。那時他偕夫人楊宛君、次子張心智及學生數人，經過長途跋涉，終於來到了嚮往已久的莫高窟。

初臨莫高窟，張大千便迫不及待地提燈入洞，只見依稀的燈光下，石窟內的所有墻壁，從頂到腳，都繪滿了五彩繽紛的各種壁畫，甚至在連接洞口的甬道牆壁上，也精細地畫滿了壁畫，鋪天蓋地，沒有一點間隙，真如一座金碧輝煌、滿目燦爛的藝術宮殿！張大千對隨行及家人說：「不得了！比我想像中不知偉大了多少倍。原定計劃是來此觀摩三月，恐怕留下來半年都還不夠。」

壁畫面積很大，有的高達十二丈之巨，而張大千帶去的紙顯然太小，他便雇用喇嘛拼縫畫布、粘接蠟紙。壁畫上的人物，大小高低不一，高的至天花板，低的離地二尺，為了完整再現壁畫，張大千要求自己一行嚴格按照壁畫的大小臨摹，因此蹲著畫、架梯子畫、仰臥畫、懸空畫是常有之事，他說：「臨摹壁畫的原則，是完全要一絲不苟地描，絕對不能摻入己意，這是我一再告訴門生子侄們的工作信條。……臨摹的每幅壁畫，我都要題記色彩尺寸，全部求真。」就這樣畫一幅畫，少則數日，多則數月，張大千一行孜孜不倦地工作了兩年多，總共畫成了276件。

敦煌之行，張大千感覺受益無窮，尤以意志得到很大的磨練。他說：「我在敦煌工作，有多方面幫忙都感覺非常困難，揣想起來，古人比我們更困難。我們在敦煌的時候還有洋蠟燭，雖然不太好，總比油燈好得多。古人在洞中繪畫，由於光線不夠，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天花板往往幾丈高，要畫屋頂，一定要睡著、躺著才能夠畫，但古人的畫雖然在天花板頂上，也沒有一處軟弱的，還有靠近地面的地方，離地只有二尺高，要畫一尺或八寸的人物，畫的還有一個大故事，這麼小的人物，叫我們放在桌子上來畫，已經覺得很辛苦了，而他們卻在地上側睡著畫，比仰天畫還要難。」

張大千深知這裡的壁畫是人間稀罕的藝術精品，他因此而完成了平生僅有的一篇學術論文《關於敦煌壁畫》。在形容壁畫之美時，他曾風趣地說：「有不少女體菩薩，雖然明知是壁畫，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動。」他還說：「敦煌壁畫所繪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可以補唐末五代史書之闕文，我認為其歷史考證之價值，重過藝術之欣賞！」從壁畫上的獲知，大大促進了他對隋唐衣冠文物、樂器歌舞等內容的了解，充實了他歷史方面的知識，最重要的是其技法獲得提升。這種影響最顯著地表現在其人物畫上。有人稱其吸盡人物畫之精髓，從此畫風高古、雄偉、瑰麗，超越兩宋前人，所謂「吳帶當風，曹衣出水」者，大千生已兼得吳曹之長。

對敦煌壁畫接觸得越久，張大千越為其所征服。他後來多次指出：「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我們可以說，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之大成，敦煌壁畫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達史。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敦煌壁畫早於歐洲的文藝復興約有一千年，而現代發現尚屬相當的完整，這也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的奇蹟！」

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藝術，張大千將自己臨摹的壁畫精品相繼在成都、重慶、上海等地展出，撰文介紹有關內容，並出版了三集《敦煌臨摹白描畫》。畫展給平靜的美術界帶來一聲春雷。許多人通過張大千的畫作認識敦煌的壁畫，並為這沙漠中寧靜卻躍動的美而感嘆。史學大師陳寅恪評價張大千的敦煌行說：「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別闊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當時，社會上也有張大千臨摹而破壞敦煌壁畫的流言。這個流言甚至還流到了現在。那麼，張大千先生究竟有沒有破壞敦煌壁畫呢？這一「歷史謎團」其實早被解開和澄清。1988年1月8日，國家文物委員會主辦的《中國文物報》發表了長篇調查報告《中國文物界中的一樁大冤案——記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案的來龍去脈》，向海內外公眾詳盡披露了所謂張大千「確實破壞過敦煌壁畫」等種種流言產生的經過和內幕詳情。接著，中新社又以《張大千「破壞敦煌文物」的歷史疑案已被澄清》為題向海內外發了通稿，國內外的許多媒體紛紛登載，可以說，張大千敦煌蒙冤已得到徹底的昭雪。

說到敦煌保護問題，又不能不提及于右任先生。1941年秋，時任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奉命西行視察，專程來到了敦煌，並於中秋節趕到了莫高窟。當晚張大千先生邀請他共度中秋節。席間談及了莫高窟的價值以及敦煌文物失散嚴重的情況，于右任感到焦慮，表示要為保護莫高窟多做工作。在於先生的努力下，1943年3月，終於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從此，敦煌有了專門的保護研究機構。

1944年2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任所長，共招聘員工18名，李浴、史岩、董希文、蘇瑩輝、潘絜茲等先後赴莫高窟工作。在工作、生活極其簡陋的條件下，他們開始對敦煌石窟進行保護和研究、臨摹壁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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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對敦煌千佛洞做了什麼？背後又有何人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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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率眾弟子遠赴敦煌，臨摹敦煌壁畫。正在張大千聲譽日隆、人氣極高之際，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如果有毀畫之舉，又是為何？

1941年3月，張大千率領弟子與家人離開成都，遠赴敦煌，埋首藝術。在此之前，他對老友熊佛西說：「去敦煌，要安營紮寨住下來。搞不出名堂，不看回頭路。」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間，張大千整理文物，為洞窟編號，臨摹壁畫276幅，這一切，均是在物質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完成的。敦煌之行，開拓了張大千的眼界，對他的畫藝長進幫助甚大，其繪畫風格的變化，就是從敦煌之行後開始的。

張大千離開敦煌後，曾在蘭州舉辦過一次畫展，反響極大。年底回到成都，又於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銀行大樓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被譽為藝術盛事。此間，他還出版了《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第一集》，擴大了敦煌藝術的影響。

許多人是通過張大千的畫作才認識敦煌壁畫的，並為這沙漠中寧靜卻躍動的美而感嘆。陳寅恪高度評價張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以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另闢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張大千聲譽日隆、人氣極高之際，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毀譽參半。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呢？如果有毀畫之舉，那他為何要干如此這般的蠢事呢？對此，有以下幾種解說：

張大千為覓畫而毀畫
張大千率弟子們在第20號窟臨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畫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見早已剝落的一小塊壁畫下面，內層隱隱約約有顏色和線條，他認為畫的下面還有畫。當天晚上，張大千到上寺請教老喇嘛，老喇嘛說：「我幼年進廟時，老法師帶我去看壁畫，曾經對我說，莫高窟到處是寶，畫下有畫，寶中有寶。」
張大千和弟子們商量後，決定打掉外層，尋找裡面的藝術珍品。他把外層的五代壁畫臨摹下來，然後剝落外層，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艷麗、行筆敦厚的盛唐壁畫。

張大千陪于右任觀賞壁畫時，隨行人員不慎毀畫
重慶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視察時，繞道敦煌，與張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的隨員、敦煌當地人竇景椿在《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一文中憶述道：
我隨於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牆上有兩面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跡……從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為唐代供養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讚說：「噢，這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儘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

張大千指使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層壁畫
壁畫毀壞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陪都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立即發電報給敦煌縣長要求查明情況，並「轉告張大千君，對於壁畫，毋稍污損，免茲誤會」。張大千在結束臨摹途經蘭州時，曾遭到國民黨軍事檢查站的檢查。5年後，張又被甘肅省參議會的郭某等人以盜寶及破壞壁畫為名控告，但沒有查到真憑實據。竇景椿在文章中為張大千辯護道因：
適有外來遊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

對於敦煌壁畫被毀，張大千是否應該承擔責任？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呢？
一種看法認為：張大千為一己之私，漠視珍貴的古文物，他的行為從客觀上講，是對敦煌藝術的破壞。
另一種看法認為，不論張大千是否破壞壁畫，我們首先要搞清敦煌這兩幅壁畫是否應該被打掉。

敦煌石窟的牆壁，是由戈壁灘的石子堆砌成的,在壁上畫畫,先要在石牆表面塗上泥巴、石灰，鋪成牆壁。敦煌壁畫，由北魏到宋，歷代前來求神祝福者甚多，前人在牆壁表層畫滿了，後人在牆上再鋪一層泥巴、石灰，繼續畫，經歷若干朝代，而今敦煌的牆厚厚的，形成了好幾層壁畫。

1981年《旅遊天府》第2期發表了石湍的《張大千並未破壞敦煌壁畫》一文，作者自稱在敦煌莫高窟工作10多年，據他親眼所見，張大千不僅沒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作了不容否認的貢獻。

著名的書畫鑑定家謝稚柳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提到這件事。他說：
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並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里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里的菁華呢？
謝稚柳從唐代郡縣設置情況及「墨離軍」((唐代一大軍鎮)等資料判斷「此窟當始於天寶五載(公元746年)後，成於十四載(公元755年)前」。謝稚柳在回答記者時說：「這幅壁畫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謝稚柳的話是有權威性的。

張大千並不避諱此事，在《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中也曾敘述此事：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咸通七載(公元866年)題字，尤是第二層壁畫，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兩次重修矣。
顯然，張大千認為果斷地「破壁」，對研究敦煌壁畫藝術史的斷代問題有所貢獻。

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何鴻：
張大千辭世30周年之際，他的敦煌人物造像《觀音大士》亮相保利香港秋拍，400萬港元起拍，最終以起拍價的近三倍價錢——1100萬港元落槌。這幅作品是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作，引發了一段「破壞敦煌壁畫」的爭議。
我1993年考上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史系，那時在圖書館都能見到他的畫冊，包括他在敦煌時期的早期印本。當然，第一次看張大千的作品那是更早以前，高中時期為了應考美術學院，對其工筆《仕女》印象特別深，艷麗的色彩，婀娜的身姿，雍容的體態。
我因為長期以來關注和搜集敦煌文獻，印象比較深的還是他和敦煌的那段奇緣。1941年，張大千攜家人和幾個學生到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其間清理出洞窟309個，對莫高窟中許多壁畫進行了臨摹復原，共達200餘件。此外，對洞窟的分類編號也是對「敦煌學」的一大貢獻。
這幅《觀音大士》像，從「敬橅莫高窟唐人大士像一區，寄奉君璧道兄永充供養。蜀郡張大千。」款識看是贈給好友黃君璧先生之作，其本出自敦煌莫高窟第五十四窟唐代大士像。從畫風和構圖看，應為1942年前後之作。

後來傳出他在臨摹壁畫時，剝掉壁畫的消息，引來不少爭議。他在「敦煌」的有意或無意的行為，無論是褒是貶，都已經寫進了美術史，況且他本身就是一段豐富的美術歷史。他對敦煌壁畫的剝蝕和破壞，是讓人無法原諒的事實；但他對藝術充滿的崇敬和執著情懷，又從某種意義上讓我們消解了對他的責備和批評。